釋昭慧

動保這條路就像是和空氣戰鬥

1993 年,關懷生命協會剛剛成立的時候,釋昭慧法師就注意到了收容所中犬隻的悲慘命運。當時與協會親近的有幾位板橋志工媽媽,她們因為一念不捨,便自發地集結,定點定時餵食收容所內的流浪狗。


在動保法實行初期,台灣社會還沒有今天這樣完善的動物收容體系。當時的板橋收容所,美其名曰是模範的收容所,但實際上也只是清潔隊員抓狗後,將流浪犬暫時飼養在垃圾場附近。是附近的愛心媽媽自發服務才能收拾整潔,但也常常隨著新進犬隻的增加,環境並不總讓人滿意。


為了解決流浪狗收容爆棚的問題,當時與關懷生命協會合作的國際動保團體,提出要對收容所流浪狗進行「人道處理」。但當時台灣社會哪有這樣的概念,昭慧法師還滿心歡喜,以為國際經驗終於能為這些可憐的動物尋得生路。當悲憤的愛心媽媽無法接受撲殺流浪狗,再來同昭慧法師匯報時,她才意識到這是東西方思想的又一次劇烈震蕩。西方動保人士視安樂死為維護收容品質的必要之手段,在他們看來,老、病、殘、弱與兇猛的犬隻,照顧起來不容易,管理上也不方便。但當這樣的做法粗暴地移植到東方社會,自然不能見容於佛教文化,在文化哲理上也會引發劇烈的衝突。


更有甚者,當時有清潔隊員自己收養的流浪狗也被一併撲殺處理,讓昭慧法師相當不能接受。協會本來是以關懷生命為宗旨的團體,怎麼能成為共犯的角色,高高在上地決定動物的生死?她以人類做比,如果人類社會擁擠,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疏散而非殺戮,那麼為什麼對於動物我們卻能殺得這麼心安理得呢?


昭慧法師認為,佛法並不是以一種類似天啟的權威語言說:「因為佛陀說:你們要愛護動物,所以我們要愛護動物。」而是回到人心的基本面,體會到每一個人,甚至每一個動物,都有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能力。我不喜歡被傷害,那我怎麼忍心讓別的生命受到傷害呢﹖我怕痛、怕死,又怎麼忍心讓別的生命疼痛、死亡呢?

 

這樣的思考,在儒家叫作「良知」,再陳述得精確一點,就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意欲無加諸人」。而在佛教則名為「自通之法」。原來自己跟他人並不是絕緣體,而是可以透過眼、耳、鼻、舌、身、意等很多管道,讓彼此的情意互通。在西方有康德「道德黃金律」的說法。我不希望某種處境發生在我身上,就不要將同樣的處境施加到別人身上。因此雖然「動物權」是在西方發展出來的理論,有其特定的倫理論述根源與文化脈絡,但就著對於其他生命「感同身受」的悲憫之情來講,它是沒有東、西方界線的。


但不可迴避的是,收容所確實面臨著相當大的收容壓力,惡劣的生存環境與令人憂心的動物生存狀態也催促著協會做出方向上的決定。於是昭慧法師決定召開常務理事會議,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持不同意見的動保夥伴們另外成立社團,以他們認為正確的方式保護動物。


昭慧法師形容動保工作,常常就是在無奈地抉擇。雖然絕育、植入晶片等措施,也會帶來痛苦,但動保就是在終極理想與現實苦難中反覆掙扎。「有因緣就做到最好,這是對牠們最好的方式,這就是佛家所說的中道。」至於在這樣的反覆抉擇與掙扎中如何克服「我執」,昭慧法師認為,對每一個案例要仔細的分析與探討。想透徹因果、想清楚利弊之後,到了該做出決定的時候也只好無奈地抉擇。


數十年來關心動保運動,昭慧法師發現,現在社會對於動物友善的意識,比過去提升了很多。但囿於肉食產業仍然相當龐大,醫藥相關產業的產官學共構利益更是非常複雜,動物處境的全然改善仍然是相當困難的。中國大陸地區的中醫藥產業,自古是沒有動物實驗的,但近年來竟然也要求開放動物實驗。西方文明下,東方文明顯得搖搖欲墜。過去神農嘗百草才知道百草的藥性,產生的效果也由自己先承受,而非強迫動物來承受,昭慧法師認為這就是一套哲學。為了悲天憫人,乃至不捨動物受苦,先民們開發自己的覺知能力來覺知自己的身體,而非開發動物的身體。現今社會下,有些「人道主義者」的作為實在讓昭慧法師無奈。


「動物的苦難沒有盡頭,動保這條路就像是和空氣戰鬥,但是做總比不做好。」

 

和空氣戰鬥,這條路昭慧法師走得異常艱辛。其中單單反對賭馬這一條路,她和社運同仁們就走了近七年,想起這段往事,昭慧法師不禁唏噓。但事在人為,反賭馬的努力最後沒有落空,經過與農委會、行政院與利益團體的反覆拉扯,最後通過的動保法中赫然列明了反賭馬條款。


再之後,昭慧法師退居協會二線,好在有張章得先生操持協會得當,又機緣巧合下認識了社運明星何宗勳。在他們的配合與協作下,形成了動保行政監督的運作模式,並且最後成功廢除了允許收容所撲殺的惡法。


動保這條路,昭慧法師始終以佛法為依歸。做總比不做好,這條與空氣作戰的路,她盼望著有更多人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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